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

关于我国经济转型的几点思考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升级逐渐深化，传统产业见顶回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放慢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2011年为9.20%，告别了2010年之前10%以上的超高速，2012-2015年在7%区间，2016-2018年在6%区间，2019年为5.95%，疫情期间2020-2022年的平均增速4.57%，2023年的增速为5.20%。社会融资规模是一个衡量年度金融投放规模的增量指标，与GDP作为增加值指标是对应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量化水平。2013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29万亿元，2023年达到35.59万亿元，比10年前多增105.84%，低于同期GDP名义增长率但高于实际增长率，说明金融的量化因素对生产率的边际效用并不明显。显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量很重要，但质量更重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应着眼于改善资本和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用，用相对少的金融投入，拉动相对多的经济产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社会投资的回报率。固定资产投资主体包括国有企业、政府平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比来说，民营企业最为关注投资的经济效益和回报率，关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现金流。因此，民间投资的总量、增速及其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社会投资的效率和效益。2012年我国开始统计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2012-2014年分别为24.8%、23.1%、18.1%，均高于全社会投资增速；2015年下降到10.1%，与全社会投资增速持平；2016年骤降到3.2%，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从高位的65.4%下降到61.2%。近几年国家陆续出台稳经济促增长的政策举措，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2020-2021年减税降费约3.6万亿元，着手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2022年推进102项重大工程，支持民间投资参与重大项目。2023年新增税费优惠超过2.2万亿元，2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次下调政策利率，清理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推出支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发展的政策，致力于全面改善营商环境。这些政策举措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对拉动民间投资的效用并不明显。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20年为1%，2021年回升到7.0%，2022年回落到0.9%，2023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0.4%，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占全部投资的比重降至50.4%。2024年1-2月，民间投资回升0.4%，其中制造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实现2位数增长。对比2011年以来经济增速和民间投资增速的变化曲线，我们发现，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比经济增速下降滞后3年左右，下降趋势更为陡峭。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民间投资增速趋零，集中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和阶段性瓶颈；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直接面对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民营经济擅长的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民间资本集中的房地产业供求失衡、投资回报率下滑；创新型产业技术门槛高、投资风险高，民营资本投资难。与此同时，美国主导对华尖端技术封锁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不惜用地缘政治手段打压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具有自然资源、人口等优势的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必须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才有可能继续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我国依托政治环境稳定、劳动力素质优秀、基础设施发达、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技术创新能力突出、市场广阔等因素，国民经济在结构性调整阶段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以及外部干预等问题，化解矛盾、突破瓶颈、冲破封锁、跨越陷阱、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深化结构性改革，加快阶段性调整进程，打造一个产能与有效需求趋于均衡、产业链供应链与大市场紧密衔接、投资与经济收益基本匹配、全要素生产率与全球竞争力同步提升的新经济格局。第一，以产业链优化升级为中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着力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我理解，重点是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发展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产业链优化升级是破旧立新的大工程，既是对先进产业、先进企业的扶持，也是对落后产业、落后企业的扬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仅有支持和帮助，也不得不舍弃和放手。必须坚持金融审慎，避免无效信贷投放，防止新的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唯有如此，才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打造高效益的产业金融。第二，以智能化为抓手，加快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时代，各行各业深度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促进传统产业更新迭代，并催生一批新的产业，产业被全新定义。第一大类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包括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迭代升级后的新制造、新基建、新能源、新材料、新农业、新商业等；第二大类是数字化产业，包括深度应用数字技术的软件开发业、数据资源开发业、人工智能开发业、生物技术开发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大类是公共行业的产业化，包括深度引入市场经济机制的绿色低碳产业、医疗康养产业、教育培训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微软的OpenAI推出的AI聊天程序ChatGPT和AI视频生成模型Sora，启动了AI内容生产方式和人机交互方式的变革。生成式AI模型可以学习和理解非结构化数据，生成新的非结构化内容，包括文本、音频、视频、图像和代码，适应多种任务，从而对数字技术产业全链条产生重大影响。视频生成模型Sora的核心底层融合了扩散程序Diffusion和转换程序Transformer，底层技术的核心在于多模态感知、学习和交互的能力。Sora突破了文本交互的局限性，能够感知、理解和模拟动态的物理世界，能够与真实世界进行交互和学习。可以预期，多模态的人工智能将改变广告、传媒、动画、影视行业的作业方式和商业模式，并且有可能加快基于视觉的智能驾驶技术创新，基于基因图谱和细胞图像分析的智能生物医学技术创新。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对我国的挑战包括算力竞争、数据垄断、AI虚假、AI安全等。应对算力竞争，必须建设布局合理、全球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硬件与软件并重并行，国家队与民营队协同协力；应对数据垄断，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在市场交易和公民行为领域的数据资源优势，着力弥补知识和学术领域的数据资源短板，完善数据共享模式，填平数据鸿沟，提高数据质量，充分发掘数据价值，有效保护数据安全；应对AI虚假，必须建立AI信任制度和AI监管制度，提供对抗AI虚假的公共服务，在国家层级建立预防AI操纵的防火墙；维护AI安全，必须努力避免算法技术依赖和系统绑定，加大投入，加大政策扶持，优先研发、优先使用具有自主产权的AI软件和AI模型。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更有意义的，应该是人工智能新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实际应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已经从通用大模型扩展到垂直模型（垂类模型），形成以AI技术为核心的复杂体系。在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应用研究，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物联网，包括自然语言处理、虚拟增强现实、人机交互和知识图谱、计算机视觉、生物识别，也包括机器人、空间技术、生物医学、光电技术、自动驾驶等。应该高度重视可以创造商业价值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创新，例如：自动执行例行任务，提高投入产出比；提升工业、物流、服务流程的自动化程度，节省边际成本；诊断生产经营各环节的运行缺陷，提升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智能金融目前还处在辅助+助理的早期阶段，生成式、多模态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促成决策式智能金融升级为生成式智能金融。一是实现人机交互高拟真的人性化。例如，应用多模态底层技术的智能金融机器人有可能做到动态捕捉、即时感知、正确理解客户的语言和表情，准确判断客户的风险偏好和业务诉求，采用具有人性温度的表达方式为客户提供最优的服务方案，解决机器服务冰冷的问题。二是实现图像管理全流程的智能化。例如，应用多模态底层技术的智能图像管理系统应用于健康医疗保险业务，可以对客户的病历和医疗影像进行医疗专业水准的质检和分类，核准健康评估，甄别虚假理赔；应用于银行业务，可以在前台和中后台对各种票据和合同进行真实性审核，甄别克隆票据或虚假合同，正确提取数据并即时纳入账务系统，提高服务品质和运营效率。第三，以居民增收为中心，加快提升有效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增加收入、优化供给、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激发消费潜能。十一五时期以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的历史高点是2007年的18.7%，此后逐步减缓。2011-2015年年均增长9.6%，2016-2020年年均增长7.9%。202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6.3%，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增长率6.1%。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名义增长率7.1%，比人均全部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高0.8个百分点；人均经营净收入名义增长率6.0%，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同期人均消费支出26796元，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的68.3%；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率9.2%，实际增长率9.0%，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按全国人口5等份收入分组，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低收入组的10倍、中间偏下收入组的5倍。我国常住城镇人口约9亿人（其中新市民约3亿），农村人口约5亿人。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43504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16902元，按月计算，约有4.5亿城镇居民每月可支配收入低于3625元，约有2.5亿农村居民每月可支配收入低于1408元。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群体已经摆脱了贫困，但支付能力有限，只能维持较低的消费水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包括扣除税收和行政收费后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低收入和中间偏下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基本上是务工工资和小生意收入。为中低收入群体谋就业、找生意，是提高有效需求的重点。促进大就业的主要对象是中低收入群体。对企业来说，扩大工作岗位的前提是劳动力成本可承受；对失业中的个人来说，找到就业机会往往比提高工资待遇更紧迫。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目前大多数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不敢扩大生产。建议在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大前提下，一定时期内对最低工资水平和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做适当调整，支持中小微企业增加工作岗位，接纳就业。劳动就业政策应根据人口结构进行调整优化。2023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97亿，占总人口21.1%；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过30%。随着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60岁并不老。应加强职业培训，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及时安排转岗就业，允许退休人员再就业，增加优质劳动力供给，满足经济转型需求。帮扶小生意的主要对象是个体工商户。2023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1.24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67.4%，带动就业约3亿人。个体工商户大多是小本经营的小生意，其中有数百万网上小微电商，也有少数初具规模的大商户。帮扶个体工商户做好小生意，可以解决数亿弱势群体的生计，促进稳就业，稳增长。要切实做到“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切实保护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工商、税务、市政、交通、卫生、消防等部门对个体工商户要规范监管，强化服务，合法合理，统筹兼顾。当前应该维持税费减免，帮助个体工商户度过难关，恢复活力。金融业必须聚焦财务数据和行为数据的共享和挖掘，扩展信用发现，完善信用定价，为长尾群体提供广覆盖、高效率、低成本的普惠金融服务，把长的长尾变成短的长尾。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民间投资将发现更多新的机遇，民营经济必将再一次春色满园，秋收丰硕。